目標管理捲土重來,舊有缺陷似已修復
作者:熊彼特

將之視為職場上的“Fitbit”或“耐克FuelBand”智能手環吧:一種設定目標、監控進度、與同僚分享征程的方式,同事們將給你打氣,在你落後時推你一把。對於持懷疑傾向的員工而言,這卻讓大老闆變得更像“老大哥”一樣無處不在。
“量化工作”是硅谷創業公司BetterWorks的願景,其目標是要把“目標科學”傳遞到各地職場。其軟件讓員工組群協作設定彼此目標。通過智能手機應用,每個人可以看到其他人的進度表現。這類同儕實時績效衡量手段已被硅谷部分最傑出的公司引進使用,如谷歌、推特和英特爾。迄今採用BetterWorks目標管理模式的公司有50家,既有媒體公司Vox,又有連鎖雜貨店克羅格(Kroger)。
“傳統上按年度給員工設定目標和評估績效的方法完全過時了,” BetterWorks的創始人之一克里斯·杜根(Kris Duggan)說,“要真正提高表現就需要更頻繁地設立目標,更透明,讓公司其他人都知道,而且要更頻繁地測量目標進度。”
管理學家們長期以來潛心構想為員工設定目標的最佳方式。1954年,彼得·德魯克(Peter Drucker)提出了“目標管理”理論。他建議老闆們應先定下公司的總體目標,然後與各員工商討,就一系列子目標達成共識,使員工在公司的總體目標之下工作。德魯克認為這些目標應符合SMART 法則,即“明確具體、可衡量、可操作、現實可行、具時效性”。他的想法曾一度風行企業界。但結果卻往往令人失望,連德魯克本人也對該理論熱情減退。問題之一在於這種做法過於官僚。而在今天的管理學家們看來,另一問題是德魯克只注重結果性目標(比如,銷售要每年增長20%),但理想的目標往往卻不確定。給員工們設定指向最終目標的間接目標,例如讓其收集數據,有時候效果更佳。
儘管如此,大量證據表明,良好設定的目標確實有助提高員工績效。多倫多大學的加里·萊瑟姆(Gary Latham)稱,學術界就目標設定做的實驗已有1000多個,其中超過90%均得出正面結果。如果這樣,它無疑會是整個管理學上最萬試萬靈的良方之一。這些研究顯示,如果給員工定下的目標清晰簡明、具有挑戰而又現實可達的話,其表現將比那些僅被指示要“盡量好地完成任務”的員工為優。原因之一是,這樣的目標有助個人或團隊專註投入,有利績效評定,方便評估是維持原方案還是改變方向,而且還能夠享受達成目標的成就感。
最新的證據也支撐了杜根的論調,顯示每年不止一次頻繁設定目標卓有成效。由諮詢公司德勤對大企業做的一項調查發現,按業績表現評判,每季度設定目標的公司躋身前四分之一的幾率幾乎是其他公司的四倍。(調查也發現,過半高管在一年當中會修改目標,但只有三分之一的中層管理者會這樣做。)
但另一方面也有充分證據顯示,若給員工的目標選擇不當,可能帶來糟糕後果。例如,由萊瑟姆等人最近做的一項研究發現,若經理們覺得下達到身上的目標不可企及,他們欺壓下屬的可能性會更高。“就像人們踢打小狗來發泄挫折憤懣一樣。”他說道。
哪些目標屬合理延展,哪些是過分苛求,兩者的分界線有時很難判斷,哈佛商學院的馬克斯·巴澤曼(Max Bazerman)如是說。他是2009年一份研究報告《瘋狂的目標》(Goals Gone Wild)的作者之一。這份探究“失敗”的報告指出了目標制定不當將帶來的幾個不良副作用。其中包括:員工會忽視恰巧沒包含在目標中的重要事項;侵蝕職場內部文化;降低員工主動性;引誘人陷入不道德或高危行為。例如,在20世紀90年代,西爾斯公司(Sears)汽車維修工人的每小時收入目標導致系統性的超額亂收費,常以不必要的項目宰客。而1970年,福特公司為了趕在當年度把其平托車型(Ford Pinto)投入市場,未作充分的安全測試便匆匆推出,而這些測試本有可能發現在事故中容易起火的致命缺陷。
審慎反應
杜根認為,BetterWorks的系統讓公司里每個人都可以看到其他人的目標,利用眾包的方式確保目標難易適中。他說道,目標設定也應該獨立於影響工資和獎金的績效考核,允許員工挑戰自我,也允許他們有時失敗。比如,谷歌對於目標實現的預期只有60%至70%。
讓員工聯手設定目標並監控實現進程,並允許其偶爾失敗,對於像谷歌這樣具備高績效文化的年輕創新型企業來說,是很可行的。但如果企業里員工冷淡疏離而管理層又保守不願嘗試,這樣的改革就較難推行。即便是谷歌公司,實踐目標有時也是一波三折。最近谷歌決定暫時把谷歌眼鏡撤出市場,相關報告顯示該款可穿戴電腦設備實際上推出過早。據說,當初是該公司創始人之一謝爾蓋·布林(Sergey Brin)一意孤行要推出產品,儘管工程師們一再反對,認為在其設定的限期內無法充分優化產品的設計。若上司要求的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那即便是最積極敬業的員工也可能無法達成其目標。
